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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交网络与新型数字鸿沟

文章来源:信息时间:2020-06-12
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“杀时间”的脸书式社交。当地时间2019年4月30日,“脸书”Facebook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市举办2019年F8开发者大会,图为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·扎克伯格发言。 IC 资料图互联网兴起之初,“数字鸿沟”(Digital Divide)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,即不同阶层间因接入计算机及网络服务程度存在差别,导致他们对数字经济的参与度不一。常被引用的一个的例子是:欠发达地区儿童由于使用互联网不便,而无法获取资讯,导致学业落后。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,由于通信传输速度的几何级增长及手机智能终端的普及,传统意义上的数字鸿沟正被弥平。2015年,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的一项调查发现,发达国家(以北欧为样本)的网民比欠发达地区(以东南亚、南美样本)更习惯于通过互联网检索或提问以获取有用信息,而欠发达地区的网民在社交网络上耗费了更多时间。这一“互联网使用能力差异”被OECD描述为“新型数字鸿沟”。一、“新型数字鸿沟”2005年,见证了互联网对个人言论边界的拓展,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•弗里德曼(Thomas Friedman)预言,“人人皆可出版”的时代已经来临,信息的鸿沟将被弥平,世界将日趋扁平化。此后,从Web2.0时代的BBS、博客、空间到移动互联时代的脸书、推特、微博,社交平台让“人人皆可出版”成为现实。然而,“个体出版”与社交网络的结合,除了导致信息激增,并未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。以目前在全球拥有24.1亿月活用户(MAU)的平台脸书为例,理论上,既然近一半地球人可“自由出版”,那么新旧数字鸿沟都应不复存在了。然而,美国皮尤研究中心(Pew Research Center)去年调查发现,虽然高达68%的美国人通过社交网络(主要是脸书)获取新闻,但57%的人认为此类新闻并不真实,63%的人认为此类新闻对他们理解当下现实没有帮助反而令自己“更困惑”。截至去年,用户对脸书的总体好感度,已经由最初的七成以上跌至如今的五成以下。此外,尽管网民习惯通过脸书看新闻,但新闻却并非其推送重点。2017年12月,媒介研究机构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(Nieman Lab)随机抽取了402名脸书使用者账户的前十条信息推送,发现一半的账户前十条推送没有一则真正意义上的新闻,23%的账户能看到一条新闻,16%的看到两条,新闻在前十条推送中占据主流(8条)的只有1人。去年1月,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称,“大量关于商业、品牌与媒体的推送盖过了家人和朋友的动态”,脸书将减少此类推送,回归“社交”。扎克伯格将脸书过往的推送重点划归“企业、品牌和媒体”,将未来的重点定为“社交”,但从未提及脸书“言论广场”的属性,这从侧面印证了尼曼新闻实验室的结论。这就意味着,尽管大量用户试图通过社交网络发布或获取信息,但发现自己并不能从中汲取到真正的“新闻”;尽管脸书在如“占领华尔街”、“黄背心”等大型社群运动中发挥了作用,但它更像是政治活动中的宣传单和小册子,旨在动员而非启蒙。社交网络自身,似乎从未想过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新闻和信息,而只是试图推送“商业与品牌”。这恰恰是社交网络最大的悖论:它发端于人人都可发布信息的美好愿景,试图消解权威、让世界扁平,然而,到头来却是用户身陷数据洪流,被碎片化的信息裹挟,触摸不到真切的事实。而这,正是“新型数字鸿沟”的基本时空布景。二、转移的出版权:从编辑到算法工程师2018年,脸书全年收益558亿美元,其中98.5%来源于广告业务。过去十年,广告商纷纷撤离传统媒体,转战脸书等社交平台。传统媒体则选择与社交巨头合作,前者负责内容生产,后者负责市场分销,逐步走向“内容免费、分销付费、双方共享广告分成”的合作模式。自有广告行业以来,商家广告投放的核心标准一直是辐射人群范围,社交网络时代亦不例外,只是“辐射人群”更名为“内容流量”。由此一来,传播成为整个社交网络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,平台是有选择地“导流”还是“限流”,抑或不管不顾,成为内容生产商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。在此逻辑下,“超级流量”几乎成为“优质内容”的同义词。因为牢牢把控了渠道,流量审美不仅决定着内容,也塑造着形式。实际上,从电视取代印刷术作为核心传播形态以来,我们的文化就一直处在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转换过程中,只是社交网络更为突出对图片、视频的绝对偏好,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,在新兴电子媒体的倒逼之下,产品愈发“图片化”、“视频化”。近年来,国内多个短视频应用的崛起,也正是这一时代偏好的落地体现,其内容的肤浅、浮夸和无休止的“推荐播放”,让很多用户“边用边骂、边骂边用”。因此,在看似“人人皆可出版”的移动互联时代,由于最终的信息分发权仍掌握在平台手中,仍然只有特定的内容、特定的形式才能成为互联网的主流流量,绝大多数普通用户只是“可出版,但无法被听到”,且一度相对分散的传统媒体采编权也已集中到几家社交巨头平台上,于是,传统编辑的笔不由自主地受控于互联网工程师的算法。算法的最终指向——尽管各个公司都视作秘密——则是广告市场与用户接受度之间的平衡。由此一来,机器算法和用户偏好之间,形成了一次次强大的“内循环”和“交相印证”。随着时间流逝,用户的真实需求和平台制造的需求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,用户偏好被平台算法调校到符合流量价值的“商业化”频道。换句话说,是算法催生了“购物偏好”、“视频偏好”与“新闻偏好”。这就是为什么纯粹且有价值的信息推送越来越少,而“个性化定制”、“浸入式”的广告却越来越多的原因。这样发展下去,受众的个人偏好成为孤独的“单曲循环”;在算法的一次次洗刷下,作为受众的用户逐步走向封闭的“独立王国”,忘却了使用互联网的初衷——探索与连接。至此,内容与价值被虚掷。在此一社交网络生态面前,如果说获取有价值的信息、知识与技能并非不可能,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,因为工程师与算法服务的主要是扎克伯格口中的“企业、品牌与(付费的)媒体”,绝大多数用户的个体出版并不“值得倾听”,只有那些与“品牌”相关的“数据”才是“有价值的数据”。这正是“新型数字鸿沟”背后的技术逻辑。三、戒掉脸书,重构算法因为看到了社交平台的空洞化和商业化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“指尖翻滚”、“杀时间”的脸书式社交。近年来,“积极”成为脸书使用的一个基本指南,引导用户带着目的去使用脸书,如加入专业群组,并朝着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向发展。今年初,斯坦福大学发起“戒掉脸书行动”,2800多名实验者戒用脸书一个月,结果发现,该部分人群的身心更为愉悦,对政治的看法更为平和,拿出了更多时间开展“真实社交”。几年前,国内腾讯公司发起过类似行动,并拿自己的产品微信“开刀”,结果显示,短暂戒掉微信的被调查人群的幸福感有所上升。在更广泛的层面上,多项调查结果均显示,美国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耗费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(8小时)高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同龄者(不到6小时),少数族裔儿童花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高于主体民族儿童。更为鲜活的案例是,当公立学校还在以“标配iPad”作为招生广告,试图弥平“老式数字鸿沟”时,加州的私立学校正在悄悄取消“大屏幕”,还孩子以更多的“积木”和“人与人接触体验”。在硅谷,让孩子“远离屏幕”的教练(screen-free coaches)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职业,单位小时收费达到200美金。是的,十五年过去了,世界依然没有变平:当有人依然在为接入互联网而犯愁的时候,有人已经在为“戒掉”互联网而努力,这就是实实在在的“新型数字鸿沟”。面对接连调查、罚款和外界的质疑,脸书决意在未来“以私信和小组群聊为中心,强调私密分享而非公开内容”。征诸过去,扎克伯格此举可视作对隐私保护不足的危机公关;着眼未来,在用户好感度持续下降和监管持续加压的背景下,此举折射出的,是脸书对基于用户信息收集、后台算法加工、流量精准分配、广告定向投放的传统盈利路径的信心不足,以及对建立以加密货币Libra为核心的支付渠道和电子商务平台的设想。这意味着,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,最早提出算法并唯算******的硅谷已经开始反思算法,试图重构符合新准则的算法,哪怕变革意味着躺着赚钱时代的结束。此外,包括脸书在内的所有互联网寡头都押宝人工智能,至少昭示着“人工智能互联网”对“投喂式互联网”的纠偏。这方面的例证是,亚马逊原本可以通过线上精准零售和广告“躺着赚钱”,但多年来一直花重金打造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线下无人商店“Amazon Go”;谷歌也正在走出对于搜索广告业务的依赖,着力打造“下一个谷歌”项目。一代人的移动式社交过后,一批人已经开始远离屏幕、删除脸书、抵制算法(如拒绝基于互联网使用习惯的信息推送),硅谷公司中“超高广告营收占比”已经成为某种“政治不正确”。所有这一切,让我们看到变革的可能。当然,在数据的洪流面前,人很难做到绝对理性。或许,在最终解决方案(平台“去商业化”,对算法予以根本性变革,出台公民隐私保******案,确立信息的“被遗忘权”等)出台前,先戒掉脸书式社交,或许不失为避免掉入“新型数字鸿沟”的一个明智选择。四、韦伯准则的映照价值在本世纪的头几年,简单的博客博文与留言,已经足以让弗里德曼激动地描绘“全民出版”的未来,坚信“世界是平的”。但十五年后,弗里德曼关于互联网的美好想象已如强弩之末,世界并没有因为互联网而自然扁平,等级与控制只是换了隐蔽的外衣继续存在。事实上,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电视技术蒸蒸日上、对传统印刷媒体构成巨大冲击的大潮中,美国媒体生态学者尼尔•波兹曼(Neil Postman,1931—2003)就指出:“……工业技术使人们丧失思考能力,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,社会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”。他批判道:“电视是公司经营的新的国家宗教”,“公司国家(corrorate state)通过电视控制了公众话语的流动,……想一切办法让我们看电视,但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,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、历史和语境,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”。波兹曼三十年前针对电视工业发出的警惕,精准地呼应了当今的脸书困境,也让每一个互联网社交平台用户心有戚戚:在海量、随时刷新的信息面前,我们看似无所不知,却又一无所知;指尖飞扬后剩下的,唯有一地鸡毛。这和我们父辈拿着啤酒瓶在沙发上对着闪耀的电视屏幕沉沉睡去,并无本质差别。 “扁平化的世界”可能会来临,但绝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。在某种程度上,高度专业化(垂直细分应用)、娱乐化(社交、游戏)、智能化(自动驾驶、基因诊疗、人机互动)的当代互联网,甚至可能让世界迅速“折叠”;过去的二十年,数字鸿沟或许曾经变窄过,但未来的二十年,数字鸿沟加宽的可能并不能排除。马克思•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说,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,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,其一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,其二是个人获利的程度。韦伯当然未曾预见到电视和互联网这样的技术成就,但正如波兹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做出“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,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,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”的论断一样,“韦伯准则”至今依然有映照价值。无数的互联网新贵已足以证明,至少部分个体的获利不成问题,但如今的互联网是否依然能博得上帝的青睐,也就是说,能否增进人类精神层面的满足感、愉悦感和成就感,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。 责任编辑:李旭校对:丁晓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